（16） 刘正文先生
“搞臭自己”之后，我知道今后会交不到“朋友”，与公安打交道也会越来越少，甚至可能断了往来。时间一长，公安偶尔记起这个人会问：这只断线的风筝，飞到哪里去了？
其实，一只断线的风筝飞到天外，就是飞去爪哇国，也关他屁事。但“无产阶级专政”不行，盯上了，“挂了号”，就得一追到底：这家伙“阶级本性”不可靠，是不是又有新的情况？
因此，我意识到，不能与公安断音信，要经常联系，让他们了解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联系人不必选择，就是“顶头上司”、原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副股长，后升任市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的刘正文先生。
回忆60年代初，第一次到刘正文先生的办公室，面对面握手时，他“目光诚挚，微笑亲切”。他的话至今仍响在耳边：“我们就像兄弟一样……”
刘股长没有说谎，真像兄弟一样待我。认识不久，就把我领到他家里。
我不知道公安有没有规定，是否允许将线人带回自己家。我只知道，他不嫌弃我这“低人一等”的“贱民”，心中非常感激。
他有一位慈祥的老母和一位漂亮、贤慧的妻子，那时，他还只有一个两、三岁的女儿。
更令人感动的是，第一次跨进他家，刘妈妈就留我吃饭。
那时候，刚从“苦日子”过来，物资并不丰富，到人家做客要知趣，快吃饭了赶紧告辞。主人家也会口头客气一句“吃了饭再走”，可千万别当真，免得出现尴尬场面。而刘妈妈在打米下锅时当面添加了一筒，并告诉我“这一筒是为你加的”，诚心诚意留客。
刘妈妈常对我说：“小陈，正文告诉我，你听党的话，追求进步，很好，你也要多帮助正文。”
刘妈妈如此关心，熟稔人情冷暖的我，此后多不空手拜访，总是给老人、孩子带点小小礼物。没有“行贿”之意，而是礼尚往来。因此，我在他家长来长往将近40年。
刘妈妈的确是一位传统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担任居委会主任，对“阶级敌人”却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类分子”来她家请示某事，刘妈妈训斥时脸上肌肉绷紧，眼露凶光。唯唯诺诺的“四类分子”走后，刘妈妈又恢复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陈，党教导我们，对阶级敌人就要这样。”——党性对人性的扭曲，可见一斑。
许多次到刘正文先生家，与他谈心时，总是不断教导我“要听党的话，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说：“小陈，你真幸运，如果当初我们公安不挽救你，现在必定关在牢里。”——那时候，我真是感恩戴德，感激涕淋，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注23]
他说：“你战斗在一线，与‘反革命份子’混在一起，更要加强思想改造，否则，很容易被‘阶级敌人’俘虏。”
陈亚陆判刑后不久，:他说：“陈亚陆也算幸运的，要是迟一点，已经完蛋了。现在新政策下来，‘反革命组织’的头头，发起人，一律枪毙。经验证明，那些头头是改造不好的，刑满释放出来，继续从事‘反革命’。”
他说：“你们真的要感谢毛主席宽宏大量。我们一位无须报告可以直接进毛主席房间的首长，向主席建议说，那些阶级敌人（指‘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百分之百都有顽固的反动思想，这样打来打去很麻烦，花费我们很大的力量，浪费国家钱财。不如干脆向列宁、史达林学习，把他们赶到山谷里，用机枪一顿剿灭。”——当年列宁、史达林把一群群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包括抱在手里的娃娃，一齐赶到山谷里用机枪剿灭，斩草除根。
“毛主席怎么回答呢？”我打了一个寒噤，急切想知道下文。
“毛主席笑了笑，没有回答。”——当时体会，确实如刘股长所说“毛主席宽宏大量”，后来研读《毛选》，反复思考，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棋高一着”，为“阶级斗争”留下“活靶子”，树立“对立面”，否则，一个巴掌怎能拍得响呢？
“这位首长可能是罗（瑞卿）部长。”我说。
“你不要乱猜，可以直接进毛主席房间的首长多着呢，这位首长还可以跟毛主席开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在抽烟，他问毛主席您抽什么烟？说着，就从沙发前的案子上，自己拿出一支听装大中华牌香烟抽起来……”
故事饶有兴味，听得我瞪大眼睛。
刘股长与我谈话，“你们”“我们”泾渭分明。我总是感觉，他有一种职业敏感，对我不放心。
前面第（10）节，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不一定是刘科长设计的，但他一定参与了。
1976 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晚，刘科长到我弟弟家，问到我在百里之外长沙县范林农机厂工作的地址，准备下乡来见面，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来。毛泽东逝世，公安无非是想搜集“阶级敌人”的反应，我在偏僻的乡下，哪知道什么呢？如果是想了解我的思想动态和表现，则证明我仍是长沙公安关注的重点。
获悉毛泽东逝世后，我独自关在卧房里腹诽，拟成一篇《讨伐毛泽东》檄文的腹稿。 [注24] 但我知道，“伟人”逝世，社会震荡，出身“不好”的人，尤其要夹紧尾巴，低调行事。那几天，喜欢唱歌的我，不唱歌；喜欢讲笑话的我，不讲笑话，脸上忧忧戚戚，埋头做事，但我挤不出眼泪。
果然，后来一位公社党员朋友告诉我，他听到一句“话尾子”，公社公安特派员在与书记研究追悼事宜时，明明说了“陈沅森”三个字。这位朋友后来又听农机厂的干部说，公安特派员到厂里转了一圈……
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心中有数。
长来长往，关系密切后，刘正文先生一些个人隐私和家事，也不回避我。他退休时因工资级别问题，产生了一点情绪。一天，特地打电话叫我去，拿出一份报告，请我斟酌。内容无非是与XXX攀比，要求涨一级。我劝他，报告不要交上去，一辈子兢兢业业，这份报告送上去，反而把印象搞坏了，而且，达不到目的。他的女儿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进行劝导。
刘正文先生终于想通了，没有提交那份报告，快快乐乐退休。
因职业需要，刘正文先生太喜欢喝浓茶，抽香烟了。案件一来，24小时连轴转，靠咖啡因和尼古丁提精神，体内积累有害物质太多，终于抵挡不住，患肺癌2000年逝世，终年65岁。
刘正文先生病重时，我去医院看望，献鲜花一束。最后一次谈话，仍嘱咐我“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遗体告别时，他夫人告诉我，弥留之际，喃喃念叨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他最要好的同事，另一个就是我。在刘正文先生的心中，究竟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还是至死仍不放心呢？答案已无法寻求。
我丝毫没有美化共产党公安的意思，但刘正文先生是一位良知尚未完全泯灭、人性尚未完全丧失的公安，他是一个孝子、好丈夫、好父亲。但是，对于“阶级敌人”，他绝不留情。
受“党文化”的影响，在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人们总喜欢脸谱化，好人永远是面目端庄，器宇轩昂；坏人则永远是龇牙咧嘴，丑陋不堪。人性是复杂的，大多数人具有双重人格、三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好，不是“高、大、全”，一概都好；坏，也不是一切都坏，一无是处。我所见到的其他公安，如Y局长、L公安，他们都比我大几岁，说不定读过孔孟之书，至少小时候受父母旧礼教的薰陶，在家里他们可能温情脉脉，一旦到了工作岗位，便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所见到的只有一位家庭出身“不好”“钻进公安队伍”的Q公安，“文革”中被清除出公安队伍，挨斗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文革”后不知怎么又穿上了公安制服。他打击“阶级敌人”比任何一位公安都心狠手辣。例如，涉嫌轻微经济问题“家庭出身伪军官”的何其善君，可判可不判，也可送劳教，最多不过判一、两年刑。但落到他手里，重判7年。（见[注18]）任务完成后，Q公安到刘科长家“报喜”，我在座，他没有回避，洋洋得意地告诉刘科长，一副邀功请赏的“哈巴狗”嘴脸，以表明他比“出身好”的公安“阶级立场更坚定”。
刘正文先生16岁当公安侦察员，聪明机智，思维敏捷。我在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中以他为原型，按照他的思路塑造了一位公安侦察科长黄晓阳，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刘科长一辈子为共产暴政服务，越能干，对人民犯的罪越严重。
我来加拿大后写了许多揭露中共罪恶的文章，消息传到国内，一定震惊了长沙公安，使几位离退休的老公安大跌眼镜，悔不当初（没有干掉）！一方面，他们可能建议上级对我严加惩处；另一方面，可能将责任一股脑推到死人身上，责怪刘正文先生充当了我的“保护伞”。
实际上，摆脱公安控制后，我钻研机械技术，研究发明创造，研讨销售学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应用；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挣钱养家糊口真正远离了政治，哪有时间管闲事？……逢年过节去看望刘正文先生，一方面是感谢他对我的种种帮助；另一方面，是让“老领导”将我的良好现实表现传达给公安局的其他领导，让他们放心。
刘正文先生用“人性的”、“亲切的”手段，羁绊我长期为公安服务；我在“靠拢党和政府”的实际行动中金蝉脱壳，不露痕迹地摆脱了公安。他不是什么“保护伞”，而是一位人性和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人。(待续)
[注23]“斯德哥尔摩症”是2005年兴起的一个新辞汇，大意是“被坏人欺侮了，还认贼作父”。
[注24] 《讨伐毛泽东》的檄文见《佛怀煽仇录》（
http://www.epochtimes.com/gb/nf2872.htm）第十一章结尾一段。这一章将题目改为《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利用农民的》参加“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获二等奖。纸介质版本《佛怀煽仇录》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东印刷钉装公司出版（电话852-610-87990）
（17） 分道扬镳，脱“狗”复人
“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岳麓印刷厂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垅一带，除认识陈亚陆之外，我没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记得当时左家垅药店新来一位营业员，是个高考落榜生，古典文学根底很好。我每次给父亲检中药，在店堂里与他聊几句，吐属文雅，印象不错。但随后在路上相遇，他总是彬彬有礼地点头微笑，却不停步寒暄，更不用说相约深谈了。看得出来，他得到了某种警报。
还有几位师院艺术系的大学生，也是打了两次交道后，中断往来……我不知道背后指指戳戳的人有多少，但肯定有不少人对我敬而远之。
我自己也特别注意，不与人往深处谈。有时候遇到谈文学的场合，只听不说，不表现自己。要是原先，听到谈文学，便迫不及待地插进去背诵几段经典古诗文，发挥一通拾人牙慧的“高见”，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洋洋得意，飘飘然……有一次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位瘦高个青年，听说是翻译家傅雷的小儿子，我马上回避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新的情报，刘股长也感觉变化很大，认为是陈亚陆、李良等案件，暴露了我的身份。因此，准备给我换一个环境，调入岳麓公园工作。当他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沉思良久——
实际上，去岳麓公园，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之一。职工宿舍在爱晚亭一带，古木森森，鸟语花香，环境幽雅。岳麓书院的藏书，麓山寺的碑刻，文物古迹，黄兴、蔡锷等名人墓庐，亟待整修整理，我去了，大有用武之地。光是一块像密码一样的“禹王碑”古蝌蚪文，就够你求索半辈子……但我能去吗？换到靠近湖南大学的新环境，那里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散步的地方，天真幼稚的大学生如过江之鲗，让他们一一落入公安设置的罗网，杀了我都不干。
在刘股长面前从没有说过“不”字的我，终于鼓足勇气怯怯地摇了摇头。
刘股长许诺我可以选择国营工作单位，曾闪过一念，如果真能自由选择，我想去湖大或师院的图书馆，那里有读不尽的藏书。一是担心捆绑得太紧，二是上述理由，我根本没有提过。
我想，要彻底摆脱公安的控制，只有自立，不依靠他们安排工作。于是，趁“文革”武斗前逃离岳印之后，便没有再回头。武斗期间，停发三个月工资，回厂工作的通通补发；不回厂的，一律不补。——我只能无奈地接受后者。
“文革”中，由于动乱造成国家、集体经济极端困难，虽然表面上仍旧大喊极左口号，但实际政策已稍稍放松，允许街道里弄、农村生产队办小型工厂自救。这些多如牛毛的工厂建立后，缺业务、缺原材料、缺设备……也缺少技术工人。于是，毛泽东把人卡死在固定位置上的“刚性社会”，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就开始松动。只要身怀一技，便可任意流动，在流动中提高技术，在流动中自己涨自己的工资。
目睹技术工人吃香，我便下决心学习机械操作技术。
刚下决心，就认识了祖宗三代贫农的易富强厂长，他在捞刀河办了一家机械厂，需要一位管理员兼保安，工资低，工作琐碎，时间长，且没有节假日。别人不愿去，我去了。图啥？图的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学技术。
那时我已结婚，年近而立，有一种“非学好不可”的紧迫感，便拼命干。常常是机床空下来，我便上去，帮厂里义务加工零件，藉以锻炼自己的技术。记得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怀孕足月的妻子“发着了”，我在车床上已连续干了36个小时，兴犹未尽。赶忙回家送妻子进医院产科，不久女儿便呱呱坠地。
除了操手艺之外，我还夜以继日地阅读各种工艺学、绘图设计、机械零件……因此，技术长进很快，在城乡小厂跳来跳去，几年后达到“
八级钳工”水准。“改革开放”后在复刊的《机械工人》杂志上陆续发表论文6篇…… [注25]
“一技养身”之后带着老婆、孩子满天飞，甚至远走高飞到离长沙城五、六百里的南县三仙湖镇，终于脱离了“狗”身份，恢复成堂堂正正的人，这时，长沙公安对我也就“没奈何”了。
我仍然小心谨慎地“断线不断音”，每次回长沙，总是去看望刘妈妈，主动向刘科长汇报乡下工厂的情况。我猜测长沙公安到三仙湖进行了调查，但无所谓，我与工人打成一片，一身油抹水光的工作服，已经彻底世俗化。我一没有收音机（避免怀疑收听敌台），二没有反动书刊，天天在车间里绘图设计，答疑解难，高技术，高工资，受到广泛的尊敬，无懈可击。再者，乡下人淳朴，没有那么多鬼点子，对真正有知识、有本领的“长沙大师傅”敬爱有加，生怕又被别处挖走，绝不会讲我半句坏话。
我为什么猜测公安进行了调查呢？
因为有一次到刘科长家，闲聊时他说：“三仙湖有蛮多长沙人啊。”
我回答：“是的，有许多长沙师傅。”
“你认识何XX吗？”——他问的是何其善同学的大弟弟，我女儿的英语老师。
“教委分配他在三仙湖中学教英语。”我回答。
“为什么每天听美国之音？”
“可能是为了训练英语听力，三仙湖的人都听美国之音。”
刘科长不做声了，广大群众公开用大分贝收听美国之音（乡下干扰波较弱），法不犯众。如果60年代长期“收听敌台”，是当然的“反革命”。——“大家都听”，我可不能听，我要自律。
上面这段对话，使我猜测长沙公安到过三仙湖，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所有流浪到那里的长沙人的表现。
那时候，公安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鞭长莫及了。原先捆绑得死死的人群，包括一些有技术特长的“四类分子”，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像游击队员一样散落到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去了。除非“大案”、“要案”的通缉犯，谁来找你呢。
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公安系统中的政保部门，不管你是什么情况进去的，其“潜规则”是只进不出。只要在里面混过，决不允许你把秘密带出来。我想，像我这样全身而退的，不说唯一，有也不多。
岁月在不同方向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冥冥之中神已经安排好命运，但在具体过程中，个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待续)
[注25] 《机械工人》是机械工业部主办指导全国工人提高操作技术、总结操作经验的月刊，分“冷加工”和“热加工”两种。1978至1982年，我以“陈工钳”笔名先后发表“老师傅谈经验”论文6篇。
（18） 中共杀害了1000万—2000万“反革命”
通过以上亲历、亲见、亲闻和血泪的忏悔，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中共对大陆人民长达数十年之久、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前面17个章节展开的场景和敍述中，今人可以看到在中共残酷无情的统治下，丧失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人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牺牲了多少人的幸福。
我亲身经历，配合公安破获的四桩“反革命”案件，涉及十来位青年，人人遵纪守法，个个努力向上，如果允许继续深造，还可能出现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生于任何朝代，落在任何国度，都不可能成为犯罪份子。惟独在中共统治下，要将他们逮捕、判刑、枪决……足见中共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政党，“人民政府”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政府。
中共到底杀了多少“反革命”？很难统计。一方面，时间跨度长，从1951年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 [注26] 至1997年删除《刑法》中的“反革命罪”，计46年多；但实际上，从1946年起，中共每“解放”一个地方，脚跟还未站稳，就开展“清匪反霸”，杀害了大量“反革命份子”；而在1997年之后，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杀害了许多不叫“反革命”的“反革命份子”，时间跨度要向两端延长，甚至可以追索到中共武装割据开始时期 [注27] ；这样一来，简直无法统计。中共发动的某些运动，从名称上看似乎与“反革命”无关，但实际上是针对“反革命”的。例如，1952年开展的不太引人注目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杀害有宗教信仰的人士数十万，大部分应纳入杀害“反革命”范围。而且，毛泽东规定了“镇反”运动的“杀人指标”：农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抓“反革命”曾有“五年计划”，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心缘《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中共暴政统治时期[ 五 ]》）在司法实践中《惩治反革命条例》可以任意解释，配合政治运动的需要把一部分刑事犯提升为政治犯，比如“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强奸犯”、“反革命纵火犯”、“反革命抢劫犯”……又分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老反革命”、“新生反革命”……还有“公开处决”、“秘密处决”之分，等等，混乱不堪，反正是“阶级敌人”，杀错了也没有关系。
中共究竟杀害了多少“反革命”？是一个n元n次方程。难点在于中共刻意隐瞒、销毁杀人罪证，没有公开的历史记录。有待中共解体档案解密后，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由专家建立模拟数学模型，花相当长的时间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答案。目前我的估计是：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到底应该怎样统计？请大家分析，指正。
概括地说：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出现过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泽东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义；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疯狂“大跃进”、饿死4000多万农民前后，形成了一个起义高潮和当局镇压高潮；
中共把这些人和这些小型组织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
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出来的；
中共把这种“思想异端”、“不同政见”的大量、小型人民起义（即政党活动），视为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头号“罪行”，绝对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形成滚滚洪流，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共用“组织反革命团体罪”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进行打击，其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远远高于杀人越货、纵火投毒、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
当年，只要敢于把常识、常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消灭这些单独、分散的个人和几个人的小组；
采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众专政”、“突破薄弱环节”和“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群众专政”实质上是通过洗脑、利诱、胁迫全体大陆人民成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如果破获100万个“反革命组织”，“碉堡”内就曾出现线人100万人次，而“反革命组织”的数量远远超过百万；
中共指使、鼓励特务和线人“引诱犯罪”，把手无寸铁的“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
大约从1964年开始，中共实行“反革命组织罪”“首犯（发起人）一律处决”的新政策，原因是：“经验证明，这些人死不悔改，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
当日常性、持续性的扑杀仍无法镇压反抗势头时，便开展“一打三反”以“运动”的方式大规模集中扑灭燎原之火；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中共认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
公安部门的“执法”手段为：极少量公开逮捕，大量“密捕”；
进一步采取“密诉”、“密审”和法院秘密判决，除极少数在破案过程中群众已知晓的、“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张贴布告外，其余一律不出布告，严格保密；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进行了大量秘密处决；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 [注28]
时间跨度从1951年2月21日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到1997年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后持续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删除后，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迫害中国人民；
半个多世纪，前后一共关押、劳教、劳改数千万“反革命份子”； [注29]
其历年公开处决、秘密处决、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总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
党、政系统全面特务化的中共，将“日常化、合法化杀人”作为“国家机密”，封锁新闻，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导……
中共政权对治下人民这种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
我们要举头问苍天：“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什么？”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便穷凶极恶地大规模地持续屠杀，以保住他们的政权。
“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确保暴戾专横的罪魁祸首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为了保住这个现代皇帝的权位，以便他继续胡作非为，继续蹂躏、残害中国人民。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较之于1946-1949的三年内战，其惨烈程度，杀人数量之多，毫不逊色，可以说，正是依靠这种悄悄的、阒无声息的镇压，中共才得以维持其统治。
尚须交代的是，枪决“反革命份子”时，中共对“死刑犯”极尽侮辱之能事。
首先是游街，十多个或数十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人人背后插上“亡命标”，胸前挂着打红叉的“罪行牌”，五花大绑，站在卡车最显眼的位置上，一边一个彪型大汉揪着胳膊，防止“罪犯”反抗和往下滑；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防止“罪犯”呼喊反动口号；只要“罪犯”张口，从后面把毛巾一勒紧，便喊不出声了。数十辆卡车列成长长一队，前导车的顶棚上架着轻机枪，两边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或民兵。街道早已戒严，布满公安、便衣；街道两旁人山人海，规定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居民，所有的人都要观看，以便“接受教育”，十足的“杀鸡儆猴”，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血腥。
在刑场上执行枪决时，一定要让“罪犯”跪下。“罪犯”强着不跪，由两旁的“副刽子手”揪着上身，后面的刽子手一脚踹在膝后弯上，“罪犯”便身不由己地呈跪姿。有的罪犯不愿意呈跪姿受戮，顺势往前倒，但两旁的“副刽子手”揪着，不让倒下。当“副刽子手”突然同时松手的一瞬间，前后几台照相机同时闪光，枪也同时响了……所以，随后张贴在宣传栏里的照片，“罪犯”受戮时统统呈跪姿……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刑犯”的人格被严重侮辱，意志被暴力强奸。要知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违背赴死者的意志是不人道的，是有罪的。中共党魁瞿秋白受戮前 ，行刑官尊重了他的意志，让他趺坐在草地上，从容赴死……[注30]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此残酷镇压的主谋和总指挥是谁？
世界上一切事物，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要从受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即：谁是这一切行动的最终、最大利益获得者？毫无疑问，从几十年镇压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毛泽东，保住他的皇权直至寿终正寝。
人们可以从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窥见端倪。[注31]大致经过是周恩来将各种文件、信件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字后，迅速下达全国执行。毛泽东隐藏在幕后，周恩来在前台上窜下跳。实质上，这是毛泽东的一贯阴险做法。他老谋深算，在幕后策划、指挥、操纵，让别人在前台充当打手。事情办好了，归功于“伟大领袖”；办砸了，你们去找替罪羊。所以，“文革”后，“伟大领袖三、七开”，一切罪责由“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承担。
最近，陶洛诵女士在《自由圣火》网路发表纪实文学作品《生之舞》（第12章）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是由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陶女士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但我对此深信不疑，像遇罗克那样掀起惊天巨浪的闻人，除毛之外，谁都不敢承担“杀”的责任。——希望知情者提供这一说法的佐证。
由此可见，上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的主谋和总指挥是毛泽东。
纪念这1000万—2000万冤死的“反革命”，目前的最佳方式是发表文章。从文档暴光、案例公布、民间调研、寻找失踪者（中共采用“密捕”、“秘密处决” 等手段，必然存在失踪者）等方面，继续揭露中共的罪恶；弘扬“反革命”们不畏强权，反抗暴政，不怕牺牲的精神。亲朋戚友和知情者，应该以他们的真名实姓撰写文章回忆其英勇事迹……口诛笔伐，众志成城，声讨中共尸位的无道义性和非法性，加速中共的解体与消亡。(待续)
[注26] “解放”后，“清匪反霸”、“镇反”等运动，抓捕了大量反革命份子，下面不敢或不愿判处那么多死刑。1951年中共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大开杀戒，为此前抓捕的大量反革命份子制定一个严厉的杀人标准。
[注27] 1934年4月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有26个条文规定，对情节严重的主要“犯罪”，得处以死刑。
[注28]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市先后召开四次30万人的宣判大会，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3月6日处决11名，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外还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这四批被处决的57名“现行反革命”，到1980年经复查后，全部被确定为冤杀、错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这是中共自己认定的冤案，实际上，中国大陆所有被中共处决的“反革命”，全部都是冤案。见作者“牛角草民”所写《南京慧园里6号母子冤魂》一文。这篇讲述60岁的母亲和26岁的儿子同时被处决的故事，读后令人伤心落泪。网址：http: //www.epochtimes.com/gb/6/3/17/nl257699.htm或《观察》网路《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 //www.observechina.net/Data/Editors/wenge002-025.html。
[注29] 《梦断未名湖》的作者陈孝奉是北大著名右派，他是个有心人，在劳改中根据耳闻目睹和偶尔获得的资讯推算，1960年前后，全国在押犯人不少于1000万。除去未成年人，按人口比例为1比50——共产暴政使冤狱遍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注30] 摘自《瞿秋白就义地：长汀县》：1935年2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自己换上了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皮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的绝命诗。整8时，36师特务连长廖祥光进屋说：“恭贺瞿先生，今天是个好日子。”接着出示了蒋介石的“枪决令”。瞿秋白没有停笔，把诗写完，附上跋后，起身跟着廖祥光步行到长汀中山公园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见亭中放着酒菜四碟，白酒一瓶。瞿秋白独坐其上，自斟自饮……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语唱……歌。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高呼口号“XXXX万岁！”“XXXX万岁！”从容就义。
[注31 ] 1970年1月13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该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份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战备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份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1?31指示”；加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合称“一打三反”，实质上只有“一打”，“三反”未成为一个运动。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后，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杀戮“反革命”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