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专制霸权政体的构成要件与本质
人生而都有欲求，有的人想在精神文化领域独树一帜、影响世人，有的人想在经济领域大施拳脚、富甲天下，有的人则想在政治领域领导民众、一呼百应，这都是人的本性，是正当、自然的权利与自由。但，人们作为理性的动物，必须遵守自由与权利的基本规则：自由只是可以行使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即，自由与权利的行使必须保证他人也有同样的权利与自由，否则，大家相互争权夺利的结果，就会人人都不自由。要保证人人自由的行使与和谐，全民就得通过签定社会契约——宪法来确定基本人权及其界限、并授权由全民选举的管理者来协调、管理，防止、制裁、救济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更要规范、防止管理者自己以权谋私、借助公权侵犯平民的权利，这就是民主政体的理性社会。然而，有的人只想自己及其家族加志同道合的“同志” 霸佔无限的绝对权力，民众则只能服从。只有大多数人的无条件奉献才能成全少数霸权者的骄奢淫逸。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客体上，首先就要压抑、控制一切平民，以排除竞争，防止、消除平民的异议或反抗，要把人民驯服得如牲畜一样，因而，还必须佔有全部土地，如同要圈定牲畜，不允许平民拥有一寸不可侵犯的私有领地，也不允许平民自由行使于脱离土地的水域海洋、特别是天空，因在天空随时可凌驾于霸权者之上、窥视其隐私阴谋、威胁其人身安全，故，原则上永远不得放开至少是不得大部分放开。
由于客体上佔有的范围非常广泛、佔有的情形无限複杂、多变，在客观上，霸权者就得穷尽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来霸佔，因为没有哪一种代价能高过他们的特权统治价值。政治统治的稳定当然高于一切，可压倒一切，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必须服从于独裁霸权的政治稳定之核心。但因这种统治始终是在牺牲、侵犯大多数人民的权利与幸福基础上得来的，就总会激起民众的质疑与反抗，对此，必须对民众软硬兼施、并施暴力与欺骗。在欺骗方面，要有破有立，在树立自己形象时，要骗到使人们觉得假的才是真的（如中共胡吹：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率年年在9%以上，而欧美国家只不过在2%左右、还常发生经济危机而致经济倒退。如此说来，中共社会的人均收入早就应超过欧美国家了、人民应有的基本保障早就具备了）、丑的才是美的（对领导阿谀奉承、熘鬚拍马被当着现实与理论的学习范本）、恶的才是善的（如共产党煽动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在败坏他国特别是民主国家形象时要骗到使人民把真的当成假的，如把不存在皇帝的民主美国称为帝国主义，把民主社会因经济全球化但各专制国家独裁化这一基本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说成是民主社会自身固有的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所致、只能以一党专政的所谓“社会主义”来取代，把民主国家因言论自由而研究马克思着作就宣称为暴力专政的共产主义学说已流行世界，把独联体中某些亚洲国家的动盪、印度的複杂、泰国的乱象等就说成是实行民主制的过错等，其实恰好相反，是这些准民主国家没实行完全民主的过错（容后论述）；如中共现在面对不断暴发的食品毒害问题，实在无法尽掩，就公开造谣诬衊欧洲几国的几类食品经中共检验也有毒，现已通告退回或销毁了，实在是一箭三凋：既假称食品危害每国都有来转移民愤，又报复欧盟近期因中共处决所谓台湾间谍而强烈抗议及坚持要会见达赖啦嘛的举动，还以确保中欧两地人民身体健康为由，宁可放弃退赔、树立“以民为先、大度不计较”的“伟大形象”而毅然先予销毁来毁灭诬告的证据，即，要树立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优越性，抵毁他国特别是民主社会，使人民盲目爱国、不想反抗；同时又利用民主社会注重博爱、人权而不惜利用自然灾害、放任灾民死伤来骗取民主国家及民间大量援助、并减免巨额债务，但分给灾民的廖廖无几，来大发灾难财，如中共2008年汶川大地震，政府所收受的国际援助仅公佈的就有四百多亿，但用于直接救济灾民的仅仅十亿元左右（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佈的按每个灾民一天补十元钱、一斤米，只补三个月，共补偿约直接受灾的一百万人计），即，才四十分之一用于赈灾、用于救灾民于生死一线。一个连面对民众生死都百般克扣的政府又岂能指望它能用那钜资于灾区的重新建设？！连救灾时都敢于瓜分，在日后建设的溷水中更好贪污受贿大摸鱼；至于现代贸易中先以政府主办的国有公司来吸引外资后立即蚕食鲸吞，再宣佈破产以赖巨债之流已成中共与时俱进的暴发捷径，对于外商独资就乾脆以无产阶级革命、建设民族经济的传统主义为名而悍然强佔、没收充“公”，一举暴富；因谎言难免被戳穿，骗局并非总有人上钩，霸权者更得时时高悬屠刀，以暴力强制，对外靠侵佔、略夺来后来居上，对内强迫人民不得不信、不得不从。在暴力方面不择手段，发明出无数狠招。肆意杀死平民当然是基本的刑罚和政治手段，只要杀人被认为是较好的政治稳定需要。但在霸权社会里，人民本来生不如死，走投无路而自杀者也屡见不鲜，甚至只能寄託于死后升天，求取来生幸福或报复霸权者。见如此并不能完全阻吓民众，霸权者还不以直接处死人民为满足，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各种残酷刑就应运而生，如中国 “五虐之刑” 的大辟、膑、宫、劓、墨都是严重摧残肉体的酷刑。儘管因当代民主国际的抗议与国际法的禁止，霸权国家表面上附和，但对古代流传的肉体残废刑、精神催害术、羞辱刑仍古为今用，暗中盛行，或万般变化，借助现代科技方法更阴狠毒辣的折磨人民，如打人时隔物以不留痕迹、以电击来伤筋裂骨、唆使狼狗疯狂撕咬人或唆使人犯相互暴打、肆虐发洩，如同古罗马的奴隶角斗场，或以药物催残人成疯子精神病人等等，霸权者的主要智慧就发挥于这类残暴、险恶、毒辣方法上，并以此为荣，把这类肆虐阴招当作工作艺术来内部传播、学习、交流。可见，在客观手段上，霸权者比野兽更狠毒、倡狂，哪种手段人民最害怕，就使用、推广哪种；人民越不怕死、不顺从，就越要穷尽酷刑花样，在人的肉体上活生生刻划出恐怖“刑花”。
由于霸权社会的特徵是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这少数人就要在力量上足以镇压大多数人，就得靠拥有最厉害的武器，因而，发展军事工业始终是其优先、重点投入，甚至是全部投入，同时，禁止民间拥有任何可能危害到霸权者一切便利与工具，如空中禁止飞行等。为了使暴力的执行者军队、员警等忠诚、效命，就得让他们也可腐化淫威，痴迷于这霸权政体的腐朽制度，并与人民为敌，因而，腐败又是霸权政体的内在要求。但过于腐化也易使人玩物丧志、缺乏战斗力，霸权独裁者始终难应付这两难境地，对此，霸权独裁者最优先的方法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强化自身，使自己有超人的能量，生命上长生不老，能力上无所不能。从古至今无不公开或秘密研製长生不老药、刀枪不入丸及借助现代民主社会科技而发展到製造克隆人、生化人的地步，一切食品要求特供、贡品。由于现代科技暂时还满足不了其无限终身制的欲望，生化科技可能使人走火入魔，儘管霸权者不怕自己成为魔鬼，但他们毕竟只想既具有魔鬼的能量，仍保留并无限享受人的欲望，因而，与精神上大搞愚民政策相配套，霸权者基于有强应有弱的相对优势规则，在物质上常要求或允许供给人民假冒伪劣药物、有毒有害食品，不惜使平民身体虚弱、无力抗击，也智力低下、难辩真伪，甚至使品平民人格扭曲、精神异常、茫然顺从，如同牲畜，即，只要平民具有人的外在（如女性可供玩乐）与劳动本能加牲畜的内在而无人的欲求。
由于这客观情况的万般变幻、永无穷尽，道高一尺、得魔高一丈，难以安宁，霸权者无法破解这少数要永远强于多数、一要大于一百的难题、死结，在主观上，专制霸权者终日主要就是研究、探求如何能整治民众、“长治久安”的问题，大小会议、党校培训、内部文告、国际考察、经济建设、文化主流、舆论宣传等都得围绕这一核心，就必然无多少精力、能力用于治理山河、科学创造。而且，因这少数强于多数、一大与一百之命题的荒谬性、残酷性，又不敢公开，连霸权阶级内部也只是心照不宣，不能完全展开辩论，因为上下级之间也不可能平等，皇帝（主席、总书记等）随时得防范大臣甚至子女，同时上级得防范下级篡权夺位。只有独裁者才可长生不老、万万岁，下级得按级别依次规定生命的长短：承相、总理只得九千岁，各省诸侯、首长八千岁等，以致有何密药、绝技也不能内部公开，得层层加密、处处防患，以防不测，并随时随地会杀死知情者以灭口、处死竞争对手以除威胁，故，其内部也无言论自由、活跃思想；至于平民在主观上就只是或主要得围绕忠君报国（因为国就是霸权者的私家）、安分守己来规范思想、言行。统一思想就是统一到服从霸权统治上来。可见，专制霸权者为了他们一小撮人的骄奢淫威，必然在主体、主观、客体、客观上完全走向正义的反面。
从这一逻辑中，可以看出专制霸权政体构成的几个要件：
第一节 主体上，以党魁为核心家族为中心党派为週边独佔权力
专制霸权社会是先有一小撮想永远统治、鱼肉民众的野心家聚集在一起，除了仰仗暴力、威吓手段，以非人的残暴手段组成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疑聚成绝对服从的战斗集体，在精神上，他们主要靠神话、迷信、霸道的原教旨宗教信仰的麻醉、虚假的、空洞的、不合逻辑的所谓为了民族大众之主义的精神欺骗来神化自己，如古代中国黄巾军等历代农民起义，不仅装神弄鬼、假冒天意要他们当王，而且打出“等贵贱、均贫富”或“反贪官、清君侧”等旗号，如现代共产党鼓吹的那排斥、脱离民主政制的共有生产资料、共同生产的共产主义或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没有全民掌握决定权的所谓生产资料共有必然变成霸权者一人所有，所谓的共同生产必然又如奴隶式的被动劳动、简单再生产。由于他们内部相互欺骗、心照不宣，并一致对外，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当靠暴力或欺骗侥倖取得了政权或因当代社会腐败至极、被摧枯拉朽后，他们必然确立或重新确立把区域众平民小家围成霸权者家族垄断统治的大家。中文的“国”字就是四周围起、圈定中间那块宝玉，由家统国、视国为家，这就是国家的起源。在这家中之国里，霸权阶级才是家长，唯我独尊，可任意宰割“自家”的一切人与物。
统治集团的主体是由国王皇帝独裁者为核心的家族及其帮派群体等专制霸权拥护者，近现代只是习惯性把这类帮派群体称为党派。其实，党派在古代也早已有之，它并非现代专制霸权区别于古代专制的标志，更非现代专制接近民主社会的体现。因为从古至今专制社会的党派都是其一党（帮派）专政的产物，只不过是在民主社会产生前的古代霸权者尚无需藉以党派之名来欺名盗世，其党派之争就仅出现在统治阶级内部党同伐异的派别之争，近现代专制霸权社会的党派主要就是霸权独裁者为了表面上迎合民主社会作为公民结社从政权的政党现象而作的欺骗之举，及更方便拉拢民众、控制人心的之策。
这种血缘加血腥的家族式黑帮统治就是专制霸权的政治体制，按中国共产党的标语简称“专政”——专门霸佔政权：以国家强制力绝对保证只由一人一家及一个固定党派对全体国民的心身及整个国家、社会的自然资源、人文财物垄断佔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私人所有的全部权能，民众原则上与权力无缘，只与物等同，都是统治的客体，主要是承担义务，这是其根本特徵。其他任何人、组织都不能成立政党，或其他“政党”只是徒有虚名，不能自行竞选、参政；人民虽生为国家的人，直接向国家纳税、奉献，但想要在国家机关任职掌权则只能先进入这个由极少数人组成、控制的专政党的门槛；整个国家如同专政党的党产。人民必须对国家履行义务，却不能向国家要求权利，甚至当自己生老病残时请求国家政府回报、救助也不行，只能自生自灭，如中共社会长期拒不对广大农民、工人阶级等施行社会救济、救难保障；而专政党作为党，理论上是民间社团，非政府组织，就可以不受国家公民监督、管理而可任意採取内部秘密的用人程式、随意决策。一党专政的党与民主社会多党制的党根本区别还在于：它不可能真正实行党内民主及竞选，因为竞选与党魁终身独裁相对立，即使是党内其他领导人若是按民主竞选产生，也会背叛独裁者。何况，党内的民主规则、民主惯性还会扩及、影响整个国家政权领域，使国家机关也慢慢民主化，而民主化的由全民作主趋势势必挤压、否定一党专政。故，一党专制的党不论其名称如何，其内部、党章实质上都是反民主的。
专制霸权政体名称有两大类：一是基本沿袭古代专制霸权的名与实，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帝国王国；一是表面上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以共产党为典型的专制霸权国家，名为共和、民主国家，实际上以国家取代人民、国家又等同党魁党派，从而一切权力只属于党团。这是一个根本上违反平等、反人类主体的构造集团，不可能受到民众自发的真诚的拥护支持，不可能在民众理性的意志、和平的环境下产生。
一、乱世是专制霸权主体滋生的前提和土壤，民主社会不会和平产生专制霸权
古代，氏族部落及散漫的自然居民虽人人处于地位平等、互不隶属的自然环境，但毕竟脱胎于动物界，也类似于动物界：弱肉强食，人人自危；虽生性自由，但一举一动都受同类的威胁、限制及自然界的阻碍；虽地位无隶属，但总是相争博力、强者压弱。当一定区域内的强者压迫、剥削、统治弱者固定化、封闭化，那就成了奴隶社会，就如同动物兽王的产生过程；虽然，有的群居部落内有民主，如中国古代尧、舜、禹三部落首领先后执政时期，但影响的区域有限，而且，这自发的民主本身就不牢固，随时都会遭到执政者的违背、践踏。何况，整个社会、外界仍是一片乱世。执政者在私欲下凭权力逐渐控制、垄断财富与人员，控制、垄断得越多，他就越有力量佔有更多土地、财富、人员，并安排亲属亲信专门掌管、继承这一切，平民被强制隶属于各自主人，终日被奴役，就成为奴隶式专制霸权社会。
为了这奴隶制度的长治久安，专制霸权统治者逐渐以习惯或明文法治的固定残酷来取代原始社会的自由残酷，并随着文化的演进而日益周密，又随着人们的觉醒而不断严酷。到了现代，因民主文明社会的兴起、比照，奴隶社会才不得不改头换面，也冠以“民主共和”的帽子，或因改朝换代而新起的一党一宗教霸权国家更号称与旧社会彻底决裂，万般花样的以示与传统专制相区别、与民主国际相接轨，甚至更高一筹的宣称可升入梦幻般的极乐天国，并去掉那些赤裸裸的反人性规定，但实质更严厉周密又富欺骗性。继承并发扬光大这残酷统治的准奴隶社会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地区，如非洲绝大部分、亚洲大部分及拉丁美洲小部分国家延续至今，换汤不换药或恶性发展。
另一类新生的现代专制霸权如共产党法西斯政权同样产生于相应国家的乱世，这乱世现象也类似于原始社会。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陷入贫穷、溷乱、民怨载道中，一方面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各种主义纷纷登场，以“救世主”身份鼓惑民众；另一方面，国家基本制度仍是君主立宪的融专制霸权、封建、民主为一体的杂交体制。制度本身的矛盾、悖论令人无法看清理性社会的理想与希望。人们在盲目、困惑中容易冲动而受希特勒纳粹以全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即以社会群众为主而非以君主为主体，又以国家为主体而非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美景所迷惑。人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人人团结、平等富强的未来。于是，纷纷拥护纳粹成立法西斯专制霸权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为战胜国的俄国因受重创也是一盘散沙，群雄纷争，各种武装力量并存、火拼，国民终日惶然，不知其主。儘管民主政府临危受命，民主制已在局部萌芽，露出了春天的生机，但尚未形成气候，加之策略上强调民主而不适合于战时状况的弱点，便被同时风起云涌的与纳粹相似的鼓燥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抢佔先机、迷惑人心并以暴力颠覆；清末民初的中国，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君权天定的神话幻灭，中华民国已成稚形，但千年专制霸权流毒根深蒂固，专制霸权淫威还残留市场，而本无发展又遭连年战争破坏的破碎河山与积弱愚昧的国民遍佈华夏，各地军阀乘乱割据称雄、争权夺地，人们祈求救世主，又找不到方向与理想目标。各种思潮流行，国际共产主义如同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邪说乘虚而入，以人人平等、共产共荣的举张更胜一筹，又秉承历代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理念，更适合几千年农业社会的小农意识；共党组织便以“救世主”自居，浑水摸鱼、四处放火，共党纳粹的“星星之火”终燎燃成中国大地旷世大火灾，横烧至今。可见——
二、暴力加欺骗是专制主体霸权的手段，践踏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诚信
乱世出英雄，但英雄并非靠仁爱、道德去劝服民众，而是靠武力去击败对手、压服民众。在各部落、各族群之间的暴力争斗中，胜为王，败为寇为奴，胜者强者就能佔有、获得对方全部人、物；追随胜者的亲人、帮凶也就封官为侯、分工把持各位。战斗时，为了凝聚自己的力量，让人们甘愿成为帮凶，就需要欺骗，或称自己是起（正）义、或骂现政权为专制霸权腐败；战胜后，为了减少、消除被佔领者的叛逆、反抗，更需要欺骗、麻痹他们。暴力控制人们的身体，欺骗操纵人们的精神；暴力使人们不敢逃、也逃不了，欺骗使人们不想逃、也感到到无处可逃。如中国古代商朝的开创者商纣王就曾是华夏第一大力士，靠自身武功暴力打杀劫掠最后走向王位，如同猴群中充当猴王的血腥过程，奴隶制霸权社会就如同动物式王国。其后演变的农奴社会、封建社会究其实质都是奴隶社会的延续，只是程度上稍有不同，并无本质的进化。相反，由于欺骗效果的减弱，往往更加重刑罚暴力的威胁、惩罚，如明朝的厂卫特务监控制度与清朝锁制灵魂的文字狱等就恶过前代王朝。
更多的专制霸权者同时採取暴力加欺骗的方法夺权篡位。中国古代攻击商朝的西周丞相姜子牙就多次以占卜的天象显灵声称：应由周王称王，陈胜、吴广起义时也藉“鬼”叫“陈胜王”,黄巾军起义则预先在土里埋好写有上天要授权义军首领为人间新帝王的布条，让众人“意外”挖掘而信服；甚至到了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时，仍假借所谓“天父”之名而令洪秀全为人世天王。为了自己能终身称王，不因年老体衰而受到后起之秀的挑战，也为了让自己死后子女顺利继承王位，统治者挖空心思、百般编造或依靠大自然变幻莫测又无法控制的力量，作为其统治的化身与神力强力，或借助民间流传的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迷信盲从而标榜自己为来自天国的 “真命天子”、“君权神授”而“神圣不可侵犯”；若犯上，会引起“天人共愤”、遭天诛地灭，还会导致自然灾害，人人得而诛之，国家更应奉承天意而诛灭其九族。
既然首任王者出于天意，其子当然也是天子，得自然承位、万世一系。
现代，由于无神论的盛行，专制霸权者不能再靠这类神话来夺得政权。在主要靠暴力争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共毛泽东语）的同时，借助虚伪理论矇骗世人，再造新的人间神话。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学说直接以人人皆为圣人来把神话的天国搬入人间，本不合人类自然天性与逻辑进化。但作为理论的描绘，易吸引部分迷茫的民众，符合当代从未见过民主制度、一直活在专制霸权淫威下的人们心理；加之那时人民物质生活与教育的局限，也难用逻辑、理智的分析评判它，又无失败的例子作反证。于是，痛急乱投医的民众或追捧或半信半疑的参与这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另外，希特勒纳粹就利用民众复仇雪耻、複国强势的尊严心理，以原始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规则来煽动“德意志民族应基于优秀血统寻找无限的生存空间”而全面诬衊、否定一战后的国际制裁、“凡尔赛协议”等，使民众不清醒反省自己国家过错和危险，却爆发复仇与反抗情绪，又盲目自信，丧失理智下出现对希特勒不正常的高票支持。中共则同时把国际共产主义神话与中国落后实际相结合，纯粹是迎合、煽动落后民众的懒惰、贪婪心理，以“均贫富”无偿获得他人财物这历代农民造反而致专横霸权王朝再版的口号作为投机，以所谓“共产共荣”的不合理性的虚幻海市蜃楼来迷惑民众，当然主要依靠了共产国际与苏联军事力量的支持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致命打击、大量消耗的天机，才得以饶幸夺取政权。
一旦夺权，再宣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社会进化的必然，也就是以天意来神化，以历史充当“天神”、以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充科学。按此逻辑，历史上出了法西斯帝国和战争，难道也是发展规律、无可避免的必然选择，全民都必须遵守吗？！
三、血缘、家族是霸权主体的纽带和基础，违背人类社会的平等博爱
基于血亲的自然心理，霸权者往往要靠亲戚家族的帮助才能登台，而血亲又是自己的影子与延伸，因而，让血亲来分享权力与快乐是人性的自然安排，而自己作为血亲的血缘中心就便能保持这种自然的向心力、凝聚力，独裁者既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血缘家族的家长又是一国大家的家长式主宰者，全民都是自己的子民，都得“生为大王的人，死为大王的鬼”，但依自然规律，显然血亲与非血亲、血亲的亲疏之间都有自然的等级差别。
个人的血缘关係有限，但血缘的血亲就连带出庞大家族，聚集许多人力，如同现代中国式传销。历代王朝都搞家族式统治，唐朝称“李代王朝”、清朝也就是满族“八旗子弟”的天下，皇亲国戚遍佈、把持全国，再由他们各自的血缘、家族来分封把守，就形成一个以皇王为树干，以其子女、兄弟等为树枝，以各自家族为小树枝乃至树叶的大家族式统治，遮天背日。庞大的家族统治树根如吸血虫一样深深的无遗漏的扎入广大民众生存的土壤里无休止地吸血，通过皇帝总树干滋养权贵树冠，漫生的树冠可随意遮挡、垄断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主宰民众大地的生存。
现代专制霸权一方面仍然秉承血缘的自然魔力，直接或变相的大搞家族统治，在共党统治下的前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儿子等都把持国家重要部门：妻子管全国之钱物、儿子掌全国之军权；在朝鲜，前独裁者金日成死前就安排其子金正日连连升级至国家二号人物、其他亲人都一一把持国家重点部门；在前伊拉克，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不仅握着重权，甚至时常跟随、守候萨达姆左右，只有两个女儿、女婿终因正义而逃离该国，不然同样高居重位。另一方面，霸权社会基于现代人口繁多、分工细化、思想杂乱、人心游移和无神论影响，专制霸权者不能仅靠家族来聚众把持，便以“主义”来作为人造“血缘”。信奉同一“主义”者结成一个党派，如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但是，如果“主义”的内涵过于接近真理、趋于民主，那麽，党派内人士可能因之取代自己；如果“主义”的内容缺乏民主正义，又不能吸引、矇骗民众。毕竟党派的力量也有限，夺权固权还得利用民众的力量与牺牲。于是，专制霸权者总是模煳这“主义”的内涵，从不象法律条文一样清晰、具体的宣示给众人，甚至连党章也是抽象的极具弹性的，根本无法据此行使民主权力，哪怕是内部民主的权利与程式。
霸权者奉行的自然法则是：再蠢的亲人也好过最能干的外人，因为亲人毕竟首先会向着自己，而外人虽可助国，但会背叛，而且越能干越可怕；再坏的亲人一般也好过忠诚的外人，因为，即使负心的儿子背叛了自己，但毕竟肥水没流外人田，而且儿子的儿子或许又重归自己；而外人再忠诚也总会变，难有血缘的可靠，何况，外人的血亲并不一定也忠诚于自己。
在这种纽带下，不仅百姓永无天日，就连非血亲的官员大臣也不可终日，如毛泽东对其子毛岸英与忠臣彭德怀的天壤之别就是明证，就因本是去朝鲜战场投机取巧的毛岸英被炸死，而同时在场的最高指挥官彭德怀却侥倖，毛泽东就牵恨于彭，因为毛岸英是其唯一的可继承皇位的太子。
四、异化伦理的礼教与维护特权的法律是巩固霸权主体的两张大网
独裁者的血系、家族是有限的，儘管皇帝总是三宫六院、宾妃无数，可多生子女，以便最大限度让众亲生儿女直接控制全民、享受全国财富，但其身体生理终有限，而且，儿女多了，就不亲了，何况血亲的血亲对自己的忠心更有限，自然是越多越离心疏远。因而，依靠自己的血系来维繫独裁者的统治也是不够的，还需有人为的“血系”来牵制臣民，专制霸权者还利用那些源自动物界弱依附于强又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与对大自然威力的神话来教化、麻痹民众，形成礼教“道义”，运作成原始祭祀习俗。按教义习惯，人们只有遵守这些礼节仪式，才能得到上帝和祖宗的保佑。礼一开始就和神权、族权相联繫，披着神的外衣。这令人敬畏的外衣包裹的则是一套套宗法等级制度，而宗法、等级制又以刑的制裁力或法外宗族暴力作后盾。霸权者就以尊礼自诩，打出“爱民如子”的幌子，称全民为子民，特权者则均为民众的父母官。既然子女应对父母尽孝，家长对子女无论谈婚论嫁或性命健康均可生杀予夺，如同对自己的财物一样可任意处置，那麽，父母官对百姓、皇帝上级对下级也均可如此；既然男性臣民对父母官是如此，那生理上只配作为玩物的女性对丈夫来说也得一切从命，故，中国古代丈夫也称为妻子的“官人”。
“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礼教的主题：以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来引出中心的“君为臣纲”；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来逻辑保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权绝对淫威。儒家学说之所以能世代流传，是因其“忠、孝”伦理、“安分守己”等主张都能服务于专制权威统治，以“子对父要孝”来引伸“臣民对君主、父母官应忠”，以“遵从天命”引伸臣民应安分守己、任君宰割等等。
由于礼教教义的不成文性，难以让民众清晰、具体铭记谨守，专制者便以成文法律来确认那些最有利的教义，规定相应的严酷处罚条文，并交叉使用礼教与法律两手来双重贯彻。礼教以道德、礼仪、信仰等精神灌输来禁止于前，法律以规范、义务、惩罚等国家强制力惩罚于后。礼以微笑的面具来麻痹人们的灵魂，刑以狰狞的面孔来推残人们的肉体。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存。刑所禁者，必为礼所不容，刑不尽者，则以礼来补充。在维护统治的作用上，礼禁于未然之前，刑惩于己然之后，两者并用，就把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结合起来。从“德主刑辅”到“礼法并用”、到“乱世用重典”，偏重法律的威慑作用，以达到“以刑去刑”的幻想；把不忠与不孝并列，同为重罪，动辄处死甚至诛灭九族。无法可依时，专制霸权者也可直接以礼教的习惯来大开杀戒。
现代专制霸权者同样看中了礼教与血亲的相辅相成关係，也非常重视礼教的作用，如中共，只不过为了显示与古代专制霸权礼教的区别而冠以“精神文明”的幌子，或吹捧为民族优良传统、国家特色，继承与发扬光大：以“当官是为民作主”来确认这一“官即主人”的原则，主人如家长、父母，而子女应对父母顺从、尽孝，作为“优秀传统”应严格遵守，那麽，民众就得顺从、孝敬官员；又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个人服从集体、组织”，而集体、组织本身就是上级、独裁者的化身，来保证独裁者对臣民、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以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家庭和睦就得家长照顾好子女、子女全面继承家长传统地位与遗产，来确立特权者为自家子女暴敛财富、子女世袭承位霸权的社会规矩习俗。
对于平常宣教方面，中共、朝鲜等现代专制霸权也不逊色于古代的礼教，从小学课本开始到大学的任何专业都无例外得花大量学时学习专制霸权党派的“光荣史”等，各行各业都得把政治工作，即一致拥护党中央的思想工作放在首位，甚至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在私企中也强灌其“主义”、诱导大批工人加入共产党；至于各种各样的宣传、舆论、塑像、标语则随处可见，在前苏联、前伊拉克、中共的毛泽东时代及至今的朝鲜等，无处不在的独裁者塑像佔领各处中心位置那醒目刺眼的“主体思想”凋刻，成为人们工作之外的主体，甚至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时代，不论男女老少、学生、文盲都要个个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语录”等，人人过关，饥寒交迫时也得以毛主席教导来作救命稻草、演练“阿Q的精神胜利法”，纵然气息咽咽、尸横遍野。
既然“精神文明”的礼教有些已水到渠成或民众必须严格遵守，就可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来固定、执行，如对国家专制霸权不忠者就可追究国事罪，对无能自行抚育老弱病残亲人而依宪法将其推给政府社会的“不孝”者就可追究家庭遗弃罪、对据理不服从政府行政者就可追究妨碍公务罪等；对于许多无法以礼教来继承、宣示的教义原则，唯有直接以法律来规定，强制推行。在法律中，首先是以钦定的宪法来确立专权统治，前苏联及其所有共产党国家都规定，只有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共还同时宣以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也是保障共产党的固定执政地位；这四大原则虽然规定在宪法序言中，但序言同样有法律效力；而且，在刑法中给以周密保护。刑法分则的首篇就是严厉打击危害其霸权的“国事罪”（原反革命罪）；同时，在其他法律中也不遗漏的建立保障法网，如新闻出版法对于稍有危及四项基本原则内容的文章不得出版等；在古巴、前罗马尼亚，法律直接宣称：斯特罗、齐奥塞斯库为终身总统，前伊拉克也是宣佈萨达姆终身执政的地位，中共则在党章中确立林彪为党和国家接班人的地位。通过对独裁者人身的确保来巩固其教义思想，集政治权利与精神统治于一身，而在政教合一的国家里，因教义高于法律，教会领袖高于政府领导，如同一党专政的执政党高于一切，那无论法律对政府如何表面规定，对国教及其领袖都是以教义本身的等级、终身与世袭制等来确保其纵横主揽精神与国政双权的，如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现代专制霸权以所谓精神文明来继承、发挥古代专制利于霸权统治的隐秘礼教，把异化伦理的道德作为优良传统使人们认同、接受，以法律把无法隐瞒的或模煳的独裁血亲与特权统治明确化、强制化，构成软硬兼施的大网，更严密、全面围困国民，使国民对专制霸权从被骗、被迫接受到迷茫、麻木，最终主动附和。“精神蚊民”与严刑峻法相结合的目的就是一个：让国民既不敢也不愿反抗，只会“万众一心”的终生拥护，感恩戴德的世代跟从。
